立法“直通车”，民意“连心桥”。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（草案）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等两部法律公开征求意见以来，全国人大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迅速“接单”，开展多场专题调研，集纳“金点子”150余条，让基层声音搭上国家立法的“快车”。

两部法律的制定与修订，是重塑县域金融生态的“关键变量”。

如何真正破解“金融服务实体”的制度瓶颈？如何为县域金融风险防控提供充足的法律工具？如何让基层在监管协同、风险处置中“接得住、管得好”？需要一线人员提供实践经验，广大群众贡献智慧力量。

为此，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从三个维度靶向发力，力求将基层声音“原汁原味”上报国家立法机关。

多位执法者反映，两部草案部分条款落地时容易遭遇“权责倒挂”或手段缺失等困境。

晋江市检察院指出金融法（草案）第59条、73条在实践中存在监管部门先行行政处罚导致关键证据灭失、移送后公安机关立案情况不透明等问题，建议在草案中设定移送时限、建立双向反馈机制，打通行政查处与刑事追诉之间的梗阻。同时补充“不起诉后反向衔接”条款，防止出现“不刑不罚”、一放了之的情况。

晋江市市场监管局针对金融法（草案）中“按规定会商”“及时办理”等模糊表述，建议进一步明确具体时限及配套细则，防止法律规定因可操作性不足而“悬空”。

部分基层群众反映银行卡被非柜面业务限制、单向冻结，但银行方面未及时告知且无申诉渠道。为此，池店镇立法联络站建议，在金融法（草案）第84条增加“金融机构不得随意冻结、限制普通居民个人账户；因反洗钱风控限制账户，必须书面告知群众冻结原因、解除流程、申诉渠道”的刚性要求。

随着数字金融业态迭代，基层执法时常面临“老办法不管用、新办法不够用”的难题。

针对金融法（草案）第67条中关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条款，泉州市委金融办建议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应参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实际风险处置，避免“谁都管、谁都不管”。

晋江市金融监管支局、财政局建议金融法（草案）第3条进一步明确非法贷款中介、涉非法金融维权等变相金融活动的定义，并将其纳入监管范围；建议第71条对非法金融活动作出原则性规定，通过列举方式明确典型形态，增设多部门联合监管与线索移送机制，配套行政处罚罚则。

针对经济犯罪跨境化趋势，晋江市公安局建议银行法（修订草案）第4条增加“建立跨境金融账户协助查询、监测机制”等内容，深化跨境追赃挽损协作。

作为“晋江经验”发源地，泉州在普惠金融、风险防控方面有诸多先行探索，亟待通过立法固化推广。

针对当前理财、信贷、互联网金融纠纷高发，中小主体处于信息、专业弱势地位等问题，晋江市梅岭街道立法联络站建议在金融法（草案）第2条增加“保护金融消费者、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坚持金融普惠与公平正义”的表述。

晋江市安海镇农商行建议在金融法（草案）第33条增加“履行金融消费者适当性义务”条款，严禁以欺诈方式对金融产品或者服务进行营销，从源头减少纠纷；晋江市法院建议吸收“九民纪要”标准，将“了解客户、了解产品、充分说明、匹配推介”写入条文，实现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标准统一。

针对部分信贷政策与基层脱节的问题，晋江市财政局建议在银行法（修订草案）第4条第2款增加“建立常态化市场主体意见征询与反馈机制”的表述，明确政策制定时应当充分听取商业银行等执行主体的意见。